年3月23日，北京，喧闹的前门火车站，一位来自东瀛的年轻人走下火车，好奇地打量着这座古老、美丽而又陌生的城市。很快，他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融入到这座焕发着春意的都城里，一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场景……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
历史就是这么富有神秘性和传奇色彩，一件事情的意义往往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才会逐渐清晰地显露出来，不过，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原先的场景要么无迹可寻，要么物是人非，只能通过抽象的文献和个人的揣摩去加以追认和还原了。
这位年轻人名叫仓石武四郎，时年34岁，此时的身份是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他是受日本文部省的委派来中国留学的，也是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二代日本留华学生。
此前的日本留华学生在中国的声誉不大好，常常与间谍这个颇为刺眼的字眼联系起来，这并非扑风捉影之谈，而是有着大量材料可以证明的。
直到狩野直喜、青木正儿、盐谷温等人开始，才出现了纯粹意义上的学术文化交流，两代日本留华学生的时间界限也许并不是很分明，但他们的差异却是很明显的，这主要表现为留学动机的不同，前者多出于学习语言和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后者则为学术研究而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日本留华学生的黄金时期，后来日本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大多在这一时期来到中国，如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诸桥辙次、水野清一等。
当时的北京尽管政局动荡，但学术研究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良性的发展，名流云集、俊杰倍出，呈现出勃勃生机。
仓石武四郎
这种较为集中的访学对提升日本汉学的整体水准和品位无疑是一次十分难得的良机，日本的汉学因此而有了十分迅猛的发展，以至于杨树达当时不无忧虑地感叹道：“日本多学人，今中国学人，止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某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
话虽说得有些夸张，但由此也可见出日本汉学的进步之快。日本汉学固然得益于中国学界，同时又反过来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和影响，尽管当时的中国学者如董康、傅增湘、伦明、杨树达、张元济、孙楷第、王古鲁、傅芸子等主要是出于讲学或访书目的而到东瀛的。
以戏曲史的研究为例，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南北戏曲源流考》、《元人杂剧序说》，盐谷温的《元曲概说》等，对中国的戏曲史研究都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显然这种学术文化交流是互惠互利的。
仓石武四郎很快就喜欢上这座文化蕴涵极其丰富的古老都市，他十分和谐地融入其中，其本土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的发音远比那些操着浓重江浙方言的大学教授们标准，甚至于有一次口音很重的孙蜀丞在打电话订购书籍产生语言交流障碍时，都要请他来帮忙。
《日本中国学之发展》
他一身汉装，连生活方式也都是彻底中国化的，据说当年陈垣到他的住所时曾指着一个坐垫说：“只有这个不是中国的东西。”
与仓石武四郎有着类似行为的还有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人。这种本土化的行为既有个人喜好的因素在，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学养修炼，这与其老师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以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为代表的京都学派提倡师法清学，主张按照中国学人的方法与观念来研究中国学问，当然其中也包括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这些十分感性的日常生活体验，从而达到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理解与同情。
显然，在那个中日关系复杂敏感、日本国内普遍轻视华人的特殊历史时期，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行为还有着更多的含义，他们在同中国人的交往中保持着难能可贵的健康心态。
尽管仓石武四郎对留华学生待遇低于留欧美学生的现象颇为不满，但实际上他在中国的生活还是相当宽裕的，因为他赶上了好时候，当时中国银价正发生着有史以来的暴跌，他每月的奖学金算起来比中国一般大学教授的工资都高。
《旧京书影》
否则，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钱来买书，因为他的买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零星购买，完全是一副藏书家性质的豪买架势。
总的来看，仓石武四郎在中国两年半的生活可以说是充实而简单的，可以概括为上课、读书（包括买书、访书）和访学。
对于他在中国前一年多时间里的具体活动，现在已难以确知，好在他在最后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留下了一份日记，即《述学斋日记》，“述学斋”是他在为自己书斋所起的名字。
从这份日记里，不难看出这位年轻人当年是多么勤奋用功。
他既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这些著名学府里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选修音韵学、说文学、三礼、周易、文法、词学、版本目录学等课程，同时也参加那种私塾性质的讲授，比如每周一次到杨钟羲的雪桥讲舍听课。
仓石武四郎
读书、买书和访书更是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据笔者粗略的统计，仅《述学斋日记》中所提到的书籍、杂志就达到八百多种，由此不难想象，在中国两年半的时间里，仓石武四郎接触了多少汉文典籍。
其平生收藏的数万册汉文藏书，主要都是在这段时间里购置的，其中不乏珍籍秘本。从内容上看，不仅有他深感兴趣的经学、音韵训诂学著作，即使是小说、戏曲也在阅读、收藏之列，比如光是《儒林外史》，他就收有乾隆元年序刊本、同治八年群玉斋排印本等多种版本。
由此可见其涉猎面之广、之宽。频繁的购书、访书过程中，他也结识了不少北京、上海等地书林中的朋友，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此外，仓石武四郎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访师问学，几乎结交了当时所有北京学术界的名流，仅是出现在《述学斋日记》中的中国学人名字就有八十多个，足以开出一份民国学人谱。
一般交往之外，仓石武四郎还和其中不少人如吴承仕、孙蜀丞、钱玄同、伦明、俞平伯、赵万里等人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对许多中国学生来说，都是很难办到的。依其勤奋程度和学术功力，即使是在中国，也必将是学术界中的翘楚。
杨树达
杨树达初见仓石武四郎，就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
此前他的老师冈田正之在谈到日本两所大学的优劣时曾说：“东不如西也。然今有仓石生者，虽年少，现在京都留学，渠归东之后，东都必有生色。”
可见中日两国的学界都十分看重这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对其寄予厚望。
从对陈寅恪的评价中，也不难看出仓石武四郎过人的学识和眼光，他初见陈寅恪，就做出“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的论断，比起事后人们的追认来，这种带有预言性质的论断无疑更为精彩。
两年多的留学生涯对仓石武四郎的影响持续终身，成为其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凝结为一份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两年的苦读也造就了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日本汉学家。
仓石武四郎一生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学术研究，主要是在经学、文学领域，编著有《尚书正义（校订本）》、《段懋堂的音韵学》、《中国文学史问题》、《中国文学史》、《目录学》等著作；一个是汉语研究与教育。
《仪礼疏考正》
此外，他还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日本，编译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集，他是第一个将鲁迅作品搬上日本大学课堂的学者。
对仓石武四郎在经学、文学方面的成就，人们谈到的较多，对其在汉语研究与教育方面的贡献则谈论不多，或者说是被有意忽略了。
其实，从某种角度讲，它比具体的学术研究成果更为重要，因为语言工具的改变会直接带来学术文化的连锁反应，这里稍作介绍。
仓石武四郎是日本现代汉语教育的创始人，在汉语研究、汉语教育以及词典编撰方面皆有建树，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奖。
仓石武四郎回国后，首倡“支那语教育运动”，并成立中国语学研究会，主张采用中国现代音读中文，极力主张改革日本的汉语教育。
年，他出版《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际》一书，正式提出改革、调整汉语和日本汉文关系的设想，即在学校教育体制上废除汉文科，把汉文归入国文科，使汉语完全变为外国语。这本多页的小册子在日本汉学界曾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直接推动了日本的现代汉语教育。
《中国文学史》
此外，他还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率先在日本开展以“听”和“说”为中心的新型汉语教育。
年，他在仓石中国语讲习会的基础上创建日中学院，并提出“不再让中文成为侵略工具”的办学原则。目的在普及中文教育，使中文成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一种手段。
他主持编撰的《岩波中国语辞典》、《岩波日中辞典》自面世后不断再版，早已成为此类工具书中的经典。
对身处网络时代的读书人来说，阅读仓石武四郎的《述学斋日记》会在不知不觉间产生一种羡慕之情，羡慕其徜徉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书肆间的那份充实和欣喜、羡慕其与学界名流间随意从容的宴饮交往。
当然，该书的价值并不止于此，它还有着多方面的解读空间。它是现代中日学术文化交流的第一手文献，由于其涉及到两国众多的学者和典籍，因此无论是对中国现代学术史还是对日本汉学史，都可以提供十分珍贵的资料。
《岩波中国语辞典》
作者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书坊记载颇为详细，对了解现代图书业的发展无疑也是极有帮助的。
同时，它记载了一位日本汉学家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及其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有助于人们对这位正直、善良的友邦学人的深入了解。
七十多年后，这份珍贵的日记终于由荣新江、朱玉麒先生整理出版。两位先生颇费苦心的整理和编排，增加了该书的资料性和可读性。
他们以《述学斋日记》的整理为核心，并选收作者几篇回忆留学时代和中国的文章，分为上下编。同时以注释经典的功夫进行精心详尽的校勘和笺注，对书中涉及到的人物、书名、地名、机构、有关事件以及典故语词等，无不旁征博引、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一一注出。
文字之外还收录有关的书影、图片及照片。书后编制有《交往人名》、《著录书名》、《地名、机构名》等三个索引，方便读者的检索。原书与注释相得益彰，保证了该书的高品位与学术性。
仓石武四郎讲义笔记
在日中学院，至今仍保存着第一任院长仓石武四郎的亲笔题词：“学好中国语，为日中友好架桥梁。”
在日中关系不断产生变故的今天，重读这一题词无疑会有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理解和体会。
0年，在新旧世纪更迭之际，《华声报》电子版评选出一百位在二十世纪对中国产生过影响和作用的外国人士，作为对中西百年交往历史的一种回顾，其中就有仓石武四郎。
注释：
[1]有关近现代日本留华学生的情况，桑兵《国学与汉学》（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一书第七章《近代日本留华学生》有十分详细的介绍，可参看。
[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3]参见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年版）一书第38—39页。
[4]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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